二战中国劳工在华诉日企:活着就一定坚持索赔

4月1日下午,当89岁的二战期间被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幸存者张干梅老人在孙子搀扶下,拄着拐杖、佝偻着一步步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挪动时,数位幸存者遗属和后代为其动容。

当日,来自石家庄的31名二战期间被掳往日本的中国劳工及遗属,通过律师向法院正式递交状告两家日本企业的诉讼材料。

整个过程,满头白发、精神不振的张干梅一言不发,只是在痴痴地盯着起诉书。他的孙子说,昨天与爷爷相濡以沫的奶奶突然离世。爷爷大哭一场后,今天还是强烈要求家人搀扶他,坐车几十里来到省城法院。“他在坚持了却自己最后的心愿。”

二战期间,日本从中国抓掳了包括张干梅在内的四万多劳工,押送到日本国内企业从事奴隶劳动,遭受非人待遇,最终近七千人被折磨致死。战后返中三万多劳工中,部分人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长期生活在痛苦中。

张干梅的孙子说,爷爷一生中并不愿意对此多谈,被掳日本做苦役是他一生的痛,只希望有生之年有个结果,了却心愿。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劳工终将渐渐老去……”作为被掳日本的劳工后代、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秘书长鲁堂锁深有感触:2007年他们曾对健在的劳工发起一个募捐活动,全国找到500余人,今年1月再次发起,只剩下50多人。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掳日中国劳工的对日诉讼之路漫长而艰辛。鲁堂锁说,这次国内诉讼或许是幸存高龄老人的最后一战,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得到一个迟来的谢罪。

“这几年离开的幸存者特别多,相比2011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老人离开。”从2007年开始帮助被掳劳工打官司的中国二战劳工向日索赔律师团团长邓建国说,当时曾帮助26人对日本一企业起诉,几年过去健在的只剩下1人。

“只要活着有口力气,我们一定要坚强地起诉,让他们赔偿。”87岁的幸存者王跃清说,1944年他还在天津做学徒时被抓到日本煤矿。“每天十几小时高强度劳动只给点豆饼,吃不饱、经常挨打受气,很多工友得病死在那里。”一年后他回国时,早已家破人亡。

此前的对日诉讼中,日本最高法院以“诉讼时效”已过和“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如果没有上世纪的对日诉讼,这段历史或许会被淹没。”已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做了十几年志愿者的朱女士说,十多年间,很多当事人已经离去,有生之年讨回公道、向加害者追责曾是多人最后的愿望。

朱女士说,提起诉讼,即使没有胜诉,对他们的精神也是一种安慰。“在有生之年得到一个公道,他们离去时会安静许多,也会对这个世界满足许多。”(完)

(原标题:二战被掳日中国劳工的“最后一战”)

(编辑:S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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