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国际钢管舞大赛未悬挂中国国旗 中方退赛

原标题:唯独未悬挂中国国旗 中国钢管舞国家队在意大利集体退赛

 2016国际钢管舞运动锦标赛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进行,组委会唯独未悬挂中国国旗, 中国钢管舞国家队愤而集体退赛,并且把自己携带的中国国旗插在场馆周围。 2016国际钢管舞运动锦标赛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进行,组委会唯独未悬挂中国国旗, 中国钢管舞国家队愤而集体退赛,并且把自己携带的中国国旗插在场馆周围。

[观察者网综合]“没有国旗,我们退赛。”北京时间12月11日下午,2016国际钢管舞运动锦标赛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进行,已经抵达当地的中国钢管舞国家队因赛事组委会始终未悬挂中国国旗,集体宣布放弃决赛资格。

据央视体育频道官方微博@CCTV5 报道,在半决赛前中国队曾就此事与赛事方进行沟通,赛事方承诺半决赛后会挂上国旗,但到了决赛前仍未见到国旗。随后闯入决赛的中国队宣布放弃决赛资格。目前决赛已经过去两天,组委会仍没有对“国旗事件”进行解释。

钢管舞也有国家队了?

随着竞技钢管舞在全球的风靡、中国钢管舞近年来的推广,中国竞技钢管舞在国际上的成绩越来越好。

2011年,中国选手依繁进入钢管舞世界大赛24强后,竞技钢管舞在中国开始受到关注。

2012年10月,中国钢管舞国家队在天津城市成立,首批队员由世界钢管舞锦标赛授权的中国钢管舞锦标赛选拔产生。

2015年4月12日,世界钢管舞锦标赛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中国代表队7人参加了此次赛事,其中男单柯宏获得季军,女单方艺八强,何碧和孙闻竹搭档的双人《狼人》获得最佳视觉奖。

2016年,中国选手柯宏在世界钢管舞锦标赛取得男单第一名的成绩。

今年9月,中国钢管舞国家队在世锦赛中表现突出,收到意大利国际钢管舞联合会发出的参赛邀请函,决定带队出征意大利。经过3个月的紧张备战,中国队于12月9日抵达佛罗伦萨,5位获准了决赛资格的参赛选手分别为:男单柯宏(2016世界钢管舞锦标赛冠军);女单陈丹丹、周迅(2016世界钢管舞锦标赛决赛的分别第5、9名次);双人王洁儿和陈丹丹组合;少儿组黄豆豆(首次参赛)。

12月9日中国队抵达决赛现场后,队员发现,场馆外设有一条所有参赛选手必经的走廊,一侧悬挂着各参赛国的国旗,但这些在空中飘扬的旗帜里,唯独不见中国国旗。随后中国钢管舞队领队袁标与IPSFA(国际钢管舞运动协会)主席戴维德进行沟通,要求组委会悬挂中国国旗,后者表示未能悬挂中国国旗是因为“吊杆坏了”,并承诺会在半决赛时解决该问题。

没有看到中国国旗,5位中国队参赛选手非常气愤,队员们把自己带去的国旗挂在了通道侧面的围栏上,等待着组委会对此事的解决。

据了解,12月10日,半决赛结束后,中国国旗依然没有悬挂,领队袁标再次与组委会进行沟通,戴维德回应说:“并不是所有参赛国的国旗都被悬挂”。

不过据袁标介绍,在25个参赛国里,只有中国国旗没有被组委会悬挂。随后,中国钢管舞国家队发表声明,放弃参加决赛。

中国队队员柯宏表示,“在任何一个比赛中,我觉得国旗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国旗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对于这次没有悬挂中国国旗,我们集体感到非常气愤。”随后他在个人社交平台(Facebook)表达了对此事的愤怒,这一举动引来了戴维德的不满,他向领队袁标表示希望中国队员不要将此事公开表达。

截至目前,决赛已经过去两天,领队袁标表示,戴维德仍没有对“国旗事件”进行解释。

在微博上,截止观察者发稿时,已有超过3600名网友点赞,姑娘们的举动获得了广大网友的好评。


减是非,要自由,要健康

其实就这么点事儿,我们由演员变成观众,由观众变成一个鼓掌者,最后变成一个追忆者。


市场经济地位不算数,咋整?

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会带来针对中国反倾销税率的下降,而欧洲相对劣势的产业将会联合起来敦促欧盟出台措施继续实行贸易保护。

揭冤案平反后当事人境遇:有人65万赔偿5年流失

原标题: 冤案平反后,他们过得怎么样?

过去几年里,许多起当年误判、错判的冤案先后得以昭雪,在案件重审期间,这些当事人的名字常常能占据各大媒体的头条位置。公众的正义感和同理心,以及对法治社会的期许与向往,让人们愿意把注意力投向这些案件,与这些遭遇冤屈的当事人同喜同悲,而在司法体系完成纠错之后,公众的注意力自然也会渐渐散去。

每当一个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舆论场里都会回荡着一句话:“迟到的正义终于到来”。然而,迟到的正义还算不算是正义?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只有那些冤案最终得以平反的当事人才有资格回答。

近日,一则关于云南一起冤案的当事人钱仁凤生活现状的新闻,让我们再一次得以将目光投向那些沉冤得雪,并且有幸走出监狱,重新生活的当事人,去看看他们过得到底怎么样,好不好。这可能是我们这些有幸不会遭受类似不公的人,能给他们的一点聊胜于无的关怀。

钱仁凤:重新搭起的人生

2002年,来自云南山区的17岁女孩钱仁凤为了走出山村,改变生活,大年初六就离开了家,来到了巧家县城的一家幼儿园打工。在当时的她心中,最迫切的渴望就是“走出大山,摆脱贫穷”,到县城打工,是她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然而,她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3年,她的生活确实被彻底改变了,但这种改变却是她始料未及的。当年,她打工的幼儿园发生了一起投毒案,而与园长发生过冲突的她被认定为第一嫌疑人,在刑讯逼供之下,她被迫认下了这项罪名,由此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牢狱生涯。直到2015年12月,她才最终等来无罪判决,并获得了172万余元的国家赔偿。

入狱前,她是个棱角分明,勇敢泼辣的少女,十三年的牢狱生活,甚至连她的指纹都磨平了(她在狱中长期进行缝纫劳动,因此磨平了指纹),但是却没有磨平她性格中的棱角,她说,别人从监狱里出来,会收起锋芒,但她却再不想委屈自己。

她还是没有选择回家,尽管她已经不再是少女,但32岁也还算得上是青春年华,她还是想在外面闯荡,因此婉拒了家乡的工作邀约,毅然来到了大城市广州的一家国企工作。她在广州的生活并不容易,尽管获得了国家赔偿,扣除要还给亲戚朋友帮她伸冤的钱,还能剩下100来万,但是她却依然像普通的打工者一样过着生活,身上最贵的穿着,不过是一双二百块左右的鞋子。钱仁凤太想摆脱牢狱生活给她留下的印记,因此她很努力地工作,生活,并建立起了一种很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同事唱KTV,爬山,分享美食,就像普通人那样。

只不过,过去的印记终究没那么容易根除,当她看到聂树斌案平反,白银案犯人落网这样的新闻时,还是会激动,想发朋友圈,但最终却又不敢,害怕因此惹上法律麻烦。因为经历过冤狱,她对法律,对警察都产生了一种抵触和恐惧,然而巧合的是,她新交的男朋友,恰恰是一名协警,在交往之后,她坦言:每个职业里都有好人有坏人。

如今,她欣赏褚时健,其实她并不太了解这个经历复杂的传奇人物,但是她知道,这个人坐过牢,如今在种橙子,很成功。或许,她心中想着她也可以。

赵作海:离开了监牢,却被生活掏空

和走出高墙刚满一年,刚刚踌躇满志地开始新生活的钱仁凤相比,早上许多年出狱的赵作海,算得上是一位“前辈”,然而,这位前辈在出狱之后的经历,却多少有些令人心酸,并且值得像钱仁凤这样刚刚走出监狱的人警醒。

2010年,曾经被指控杀害了“失踪”同村村民的赵作海,因为所谓“受害人”的现身归来,得到了平反昭雪,终于得以离开剥夺了他11年自由的监牢。对他来说,这个结果是他期待已久的,他已经接近花甲之年,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浪费了,拿着65万元国家赔偿,赵作海决心让自己的生活重回正轨。

然而,命运弄人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实在再恰当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他用自由换来的这宝贵的65万元,竟然在短短五年之间流失殆尽,最终一分也没能给他剩下。11年的牢狱生活没有打倒这个结实的老汉,然而,生活的艰辛与世道的诡谲,却掏空了他的财富乃至身体。

2010年,他刚刚拿到赔偿,就用10万元给儿子办了一场风光体面的婚礼,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可能是他花的最心甘情愿的一笔钱。然而,儿子却并没有珍惜父亲的这份好意,才过了不到一年,他的儿子就未经他同意,擅自从他这里拿走了本属于他的14万元,因为这件事,他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因此卧病在床长达半年,但是,出于亲情,他没有选择追究。

剩下的钱已经不算太多,于是,赵作海决定用投资的方式,让自己的资产增值。然而,赵作海只是一个农民,对投资行业的了解实在太少,而层出不穷的各种传销骗局,更是让人防不胜防。

不幸的是,赵作海第一次投资,就踏入了一个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而他身边,也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阻止他踏入陷阱。2011年,他一共投入了20多万元在几个“资本运作项目”上,然而却几乎血本无归,面对这样的结果,他痛苦地感慨:“20多万,我这一辈子才能赚多少钱?”

做过环卫工的赵作海做过环卫工的赵作海

2012年,赵作海和妻子决定用实业挣钱,于是在河南商丘市租了一栋房,开设了一家旅社,然而,做生意没有那么容易,没有任何经验的老两口失败了,一年下来,入不敷出,最终亏掉了四万多块。此时,65万的国家赔偿已经只剩下20万左右了。

最终,2014年,这最后一点赔偿金也没能留在他的手里,之前,他们将这笔钱加上打工挣来的积蓄放在了一个民间借贷平台上,以赚取利息,没想到这家民间借贷平台竟然在这一年卷款跑路了,于是,赵作海最后的积蓄也被榨取殆尽,最终孑然一身。

可贵的是,尽管经历了生活的无情打击,赵作海的精神却没有被击垮,2016年,已经“返贫”的赵作海重新振作了起来,决心不让更多的人走上和自己一样的悲惨道路,和妻子一道当起了“冤案代言人”,并且呼吁国家建立“出狱人保护制度”,防止再有人像他一样,因为外界因素陷入困顿。

佘祥林、张氏叔侄:只想生活回归平静

相比钱仁凤的朝气十足,或是赵作海的困顿不幸,更多的冤案平反当事人最大的愿望,可能就是让生活回归平静。对他们来说,冤狱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太多创伤,而他们能够有幸重见天日,就已经感到十分满足。

佘祥林佘祥林

曾因“杀妻”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佘祥林,可能是最早的一个在全国出名的冤案当事人,2005年,他本应已被“杀死”的妻子突然从外地回来,上演了一出“死者复活”,让这起冤案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得到了平反,彼时,还没有这么多冤案的盖子被揭开,这件事一时成了人人讨论的奇闻。

佘祥林出狱之后,也因此得到了舆论的格外关注。事发之后的许多年里,常有记者之类的人去探访他,他则不厌其烦地接待各种来访者。他曾经开过一家小餐馆,而且借于他的名气,倒是也曾有不少人光顾,不过,靠着名气做生意终究不太靠谱,他最终把店盘了出去,在离老家有200公里远的宜昌市买了一栋小楼,远避各路熟人,过上了独居的生活。出狱十年之后,他对来访对记者说:“我能做的,只是平平静静,为了家人好好地过完下半辈子。”

张辉和张高平张辉和张高平

而浙江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冤案当事人张高平和张辉,其心态也和佘祥林类似。2013年,这起冤案最终被揭开,在法庭上,张高平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关于健全法治,杜绝刑讯逼供与冤假错案的演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这起冤案的性质过于恶劣,其中既有刑讯逼供,也有对物证的公然无视,而经办这起案件的某位警探甚至在之后还屡屡高升,这些要素,都让社会对这一案件高度关注。

然而,在张高平和张辉自己看来,这些都没那么重要,当电影《无罪》首映时,他们没有被邀请观影,而记者问起他们的感受,他们只觉得“无所谓”。他们想的,就是能够好好生活,把日子重新经营起来。

当年,张高平入狱之前经营着一家物流站,后来,接手物流站的人成了千万富翁,于是有人跟他说,或许你没进监狱的话,也能成千万富翁,但他却抱有一种平常心,回称“那不好说,说不准我出车祸死了呢”。

出狱之后,他用赔偿金给自己的女儿买了房子和宝马车,但是却没给自己花,他觉得“不是自己挣的钱花得不踏实”,决定想办法做点生意。而他的侄子张辉的态度也差不多,张辉在出狱之后,经过相亲,和一位女性结为了夫妻,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他最遗憾的就是错过了最好的养育孩子的年龄,等到孩子长大可能他都六十岁了,但他还是想好好地养育自己的孩子长大。


2017年中国经济要稳住什么

明年中国经济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严峻,在确定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一定要以实际的行动和政策举措,稳住各界对中国经济和深化改革的良好预期,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奋发有为,给企业和实体经济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才能真正求稳求进。


现在网红很难不朽,而是速朽

现在大多数网红只是一些匆匆过客,她们很难不朽,甚至根本谈不到不朽,我们看到的反而是速朽。


狙击特朗普的最后希望

有人问基辛格,特朗普当总统,够格吗?基辛格答道: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他已经是总统了。

河北省委原副书记赵勇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原标题:河北省委原副书记赵勇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图|简历)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27日综合报道 据人社部网站消息,国务院任免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赵勇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赵勇,1963年1月生,曾长期在共青团中央任职,2005年11月调河北省,履新省委常委,此后历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等职,2011年11月任河北省委副书记。

今年10月,时任环保部副部长的李干杰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不再担任。

赵勇简历


赵勇,男,汉族,1963年1月生,湖南益阳人,1982年6月入党,1982年7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

1979年9月至1982年7月在湖南水利水电学校大专班学习;

1982年7月任湖南澧县永丰公社干部,余家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1985年1月任省民政厅社会处干部、省革命老根据地经济开发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省民政厅社会处副处长;

1990年12月任省民政厅社团管理处处长(1991年2月至1991年11月挂职任绥宁县委副书记);

1991年11月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1993年10月至1994年9月挂职任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

1994年11月任共青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1992年9月至1995年9月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工程专业在职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

1996年1月任共青团中央青工部部长;

1998年6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97年9月至2001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专业在职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9月至1999年11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1年7月至2003年6月在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作研究);

2003年7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副部长级)(2004年5月至2004年7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5年7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2005年11月任河北省委常委;

2006年2月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6年10月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山市委书记;

2006年11月任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

2010年8月任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2011年11月至2016年10月任河北省委副书记;

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中共第十七届、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第十届、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共河北省第七届、第八届省委委员;唐山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特朗普儿子连慈善也不能做了

捐款者想要通过筹款,来接近他的爸爸,也就是唐纳德·特朗普,他于明年1月20日将正式出任美国总统。

湄公河执法四昼夜纪实:队员吃饭都死死盯着前方

原标题:记者亲历湄公河武装执法:沿途百姓有了安全感

巡逻中进入一级警备的中国边防警察巡逻中进入一级警备的中国边防警察

[环球网军事1月4日报道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清晨的阳光洒在雾气氤氲的湄公河河面,泰国领土上的金佛圣洁依旧,来自四面八方的民船和商船停靠在清莱索洛码头岸边。这里是中国边界线以南约260公里的老缅泰三国交界处,也是“金三角”的核心地带,2016年热映的电影《湄公河行动》有大量镜头取景于此。如今,这里看上去一派祥和,然而,祥和来得并不容易。19世纪开始,从这里延展开的近2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一直是毒品和暴力的温床。2011年10月5日,距离三国交界处仅17公里的孟喜岛附近,13名中国船员被糯康贩毒集团劫持并杀害。短短18天后,中方呼吁建立中老缅泰四国维护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安全的执法合作机制。2016年,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迎来五周年。12月20日至23日,《环球时报》记者跟随公安部下辖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全程参与历时四天的第53次联合巡逻执法,近距离感受了一次“湄公河行动”。

一边用筷子往嘴里扒饭,一边死死盯着前方

12月20日清晨7时,在汽笛长鸣声中,中国巡逻执法编队的全体边防警察全副武装列队在甲板上,本次参加巡逻的59301、59302两艘主力艇与老挝边防连队001艇从关累港驶出。船上的里程表显示,关累至金木棉码头的巡逻全程为260公里,在国内一般走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在湄公河顺流而下要10个小时。

“这还是风平浪静的时候。”《环球时报》记者所在的59302艇教导员粟永禄说,巡逻遇到恶劣天气时,不能轻易停靠旁边的水岸,因为会触礁,所以必须硬着头皮继续航行,“就像在海里一样,一个浪打过来就得顶着上,侧过来避让反而容易翻船。有一次,巡逻编队硬生生在河里低速漂了4个小时”。

编队启程后,《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一名边防警察把舱内所有的抽屉用面巾纸塞紧,以防抽屉滑落。“船外危险,船内也一样,危险来自方方面面。”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政治处主任简聃举着刚被玻璃窗砸伤的手臂让记者看,“上次船颠簸,玻璃就脱了槽。幸亏我当时在看书,要是在睡觉砸到脑袋上就完了。”

编队向南行驶15公里,到达位于旱泉滩中老缅交界处的244号界碑,这里是中老缅三国交界处,也被称为“绿三角”。过了244号界碑,沿河顺流而行,直到终点的金木棉码头,巡逻编队将一直处于老缅两国的“夹缝”地带,即一侧老挝,一侧缅甸。从这里开始,记者的手机陷入了“混乱”:时而是比中国慢1小时的老挝时间,时而又变成比中国慢1.5小时的缅甸时间,手机运营商不断发来“您已抵达缅甸(老挝)”的提醒短信。

《环球时报》记者来到狭窄的驾驶舱,舱内有五六名负责航行的边防警察,坐在中间的操舵兵不断左右摆着舵盘,坐在他右侧的领航员用左手比划手势提示水面情况。同行的摄影记者拍下了操舵兵谭建华吃饭的画面:用筷子往嘴里扒饭,一双眼睛同时死死盯着前方,丝毫不敢松懈。

“这是个很累的活儿,一刻都不能松懈,枯水期湄公河河道最窄处只有9米,而船体宽有7米多,几乎是擦着岸通过。”粟永禄向记者解释说,“有时候河面明明很宽,但必须绕着弯子通过,因为会有暗礁。一路上所有的状况都要牢记在心,还要随时根据季节、突发状况灵活处理。”

武装势力散布在沿途,一级警备保障安全

尽管两岸绿树青山,天空不见了北京的雾霾,但航行时间长了,难免觉得枯燥,《环球时报》记者开始在甲板上走动。最吸引记者的是船头架着的两挺12.7毫米艇载机枪,一名边防警察小心翼翼地打开机枪弹匣,十几厘米长的机枪子弹整齐地待命。“只能看,不能碰!”这名边防警察提醒道,“这子弹很恐怖,能把人拦腰打断。有了它们,才能威慑来自两岸的非法武装分子。”

与民船不同,执法艇的甲板上有厚厚的护体,护体造型很像长城,两侧配有射击孔。粟永禄告诉记者,护体是双层钢板,当初筛选产品时很严格,“好几家公司都拿出自己的样本,我们就拿艇载机枪来试,最终选了能挡住自家12.7毫米子弹的一款。”

为什么需要如此高的防护标准?粟永禄表示,“10·5湄公河惨案”发生后,至少有半年的时间,商船不敢再走这条水路。直到现在,湄公河上游两岸还散布着各种武装势力。“你往外看,水道很窄,两岸都是高山密林,如果对手搞突然袭击,打完钻进密林,这就很难办了。保证自身安全是最难的,自己安全了才能保障沿岸的安全。”

粟永禄的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在船内会议室的墙上,记者看到一张“关累至清盛航道情况示意图”,图上将沿岸各种势力控制的河段进行了清晰的标注。“说实在的,真要有不法分子在岸边伪装成老百姓,冷不丁扔个手雷或者来一发火箭弹,就出大事了。”云南公安边防水上支队政治处组干科干事严鹏说,周围环境对不法分子来说“易攻”,对执法编队意味着“难守”,所以除了自身防护外,还需要做大量的情报和预判工作。

编队驶过距关累港84公里的缅甸梭累码头,河右侧是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地界。由于历史原因,这里也使用中文,记者的手机突然有了中国的网络信号。“到这里才走了全程的1/3。一般到梭累就转入二级警备状态,再走1/3过了班相果,就进入一级警备了。”粟永禄建议记者回舱。

午后,在班相果联络点短暂停留后,随着巡逻编队指挥部一级警备状态的下达,刚刚还在跟《环球时报》记者聊天的粟永禄脸色突然严峻起来:“所有人员弯腰回到船舱,不要在甲板走动!”所有执勤边防警察荷枪实弹,换上防弹背心抵达战备岗位,护体下方的每个射击口都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河岸的情况。

从航道示意图上可以看到,编队即将进入武装势力最纷繁、地形最复杂的地段。其中三颗石到孟莫河段被着重标红为“高危河段”。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59302艇操舵兵谭建华对记者说,5年前执法巡逻首航的那一天,缅甸边境城市大其力发生了交火,几个缅甸士兵被打死,当时还有非法武装放消息出来要用水雷炸船。“过了两个月,他们真这么做了,万幸的是,水雷没漂到指定位置。”

在艰险的水路上,巡逻编队如何保证民船和商船的安全?粟永禄说,驾驶舱内装有甚高频通信系统,便于两船相会时沟通,民船还可以通过甚高频紧急求救。“编队指挥中心还有北斗系统,巡逻全程有很多地点可以出船救助,比如班相果、孟莫联络点。北斗系统同时给沿途每一艘船都定好位置,如果遇到危险,就从最近的一个地点以最快速度赶过去。”

“沿途百姓和过往商船有了安全感”

下午6时左右,编队抵达孟莫联络点,所有人员在此休整一晚。21日清晨,编队启程前往巡逻终点:老缅泰三国交界处。只过了半个小时,三国交界处的祥和景象就出现在《环球时报》记者面前。当编队缓缓接近泰国领土上的金佛时,从泰方河道快速驶出一艘标着“泰国皇家警察”(Royal Thai Police)的交通艇,几名泰国警察站在艇上向巡逻编队挥手致意,巡逻编队在此掉头返航。当天晚上,记者跟随编队睡在班相果联络点岸边。22日继续航行,23日中午返回关累港。

记者注意到,联合巡逻期间,老缅泰都有执法官员随船,不过没有泰国船艇参与,泰方船艇只是在终点处出现。对此,随船巡逻的泰国清盛预防打击湄公河流域违法犯罪指挥中心苏里勇·乌提警上校表示,泰国法律不允许执法力量在泰国领土以外开展执法行动。

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的支队长袁亚平大校对记者说,联合执法巡逻初期,有关国家确实有过顾虑。但随着巡逻起到实际效果,各方态度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老挝波乔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宋拉告诉记者,之前他听说过西方有关“中国在扩大势力范围”的议论,“他们可能对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大了解。他们认为我们在制造战争,但我们却保障了边境安全。我们虽然是军方,但我们很乐意与中国边防警察合作”。

常年在湄公河跑船的黄星强和郑光宇认为,四国联合巡逻执法为商船生意带来了实惠:“拉的货物多,而且很少落空,2012年和2013年是跑船20多年来生意最好的时候,那两年只要是从事跟航运沾点边的人,都拼命筹钱造船。”

在日常巡逻中,袁亚平切身体会到“湄公河精神”的内涵,“每次巡逻,湄公河两侧村寨的村民都会站在岸边向我们挥手,我们对过往船舶进行检查,和船主船员交流,所有人都给予我们高度评价并主动配合。说到底,这是因为中国边防警察让沿途百姓和过往商船有了安全感。”

上海炒房团涌入重庆买别墅 售楼现场人山人海

原标题:上海炒房者扑向房价“洼地”重庆,会步温州炒房团后尘吗?

重庆南滨路旁的趣味雕塑, 透过雕塑看见的重庆城市。重庆南滨路旁的趣味雕塑, 透过雕塑看见的重庆城市。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劳佳迪 | 上海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3期)

重庆过去的房价之低举国皆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重庆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5012元/平方米,相比于2011年4492.3元/平方米的价格,上涨约12%。这一增速不仅远远逊色于北京(44%)、上海(58%)、深圳(60%)等一线城市,也不及南京(34%)、杭州(16%)等二线城市。

即使进入2016年,在一线城市与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房价迅速升温的情况下,根据2016年11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重庆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为6.5%,这一增幅甚至低于徐州、金华、蚌埠等三四线城市。

外界认为,这显然与重庆直辖市的“身份”不符,在重庆房价从2011年到2015年上涨12%之时,其GDP增速于2014年与2015年连续两年领跑全国,重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成功兼顾“稳房价”,成为房价“大爆炸”时代的“异类”。

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2016年年末,重庆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明显攀升,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月1日这一周的成交量,甚至超过了2016年2月份和7月份全月的成交量。而曾经被视为稳定房价关键的重庆土地市场,在2016年末也迎来一股热潮,数据显示,2016年12月出让31宗土地溢价率创下全年新高,重庆主城土地溢价率前五位均在12月的土拍中诞生。

“山城抢房”迅速发酵为热门话题。上海知名炒房团的多位成员都告诉记者,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已经陆续飞往重庆多次看房,趁着尚未颁布“限购令”对部分楼盘发起团购。

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点在于,已经在重庆工作了15年11个月20天,任职重庆时期几乎与整个中国楼市上涨周期吻合的黄奇帆于去年12月30日卸任重庆市市长。这位一直被视作重庆“控房价”关键人物的离开,或许给了市场一个最应景的补涨借口。

谁在炒作重庆楼市?

上海炒房团“打飞的”抢房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早在去年八九月间,已经有一些炒房客作为“先行者”飞赴重庆,这种现象被认为是抢先“建仓”。“在去年下半年以前,很少有上海投资客在重庆有‘仓位’,但今年1月再进入市场的人其实已经算后知后觉了,早一批的人现在已经有15%以上的收益了。”2016年国庆黄金周奔赴重庆楼市“淘宝”的周子嵋(化名)对记者表示,金融街融景城、翠湖天地等楼盘都有上海人数十套团购的身影。

在上海知名的炒房团大本营水库论坛上,近日关于重庆的帖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要不要买”“什么时候买”“会涨多少”成为高频问题,引发了众多多空双方的“交火”。

一位特意避开元旦高峰去重庆看房的炒房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他实地考察的结果看,现在南岸、江北嘴和观音桥等几个热点板块的房价加速上涨,很快脱离了前期进入的投资人的成本区,“沿江的‘看江盘’价格普遍比2016年8月上调了30%以上,位于江北嘴的新鸥鹏2016年9月价格只有9000元/平方米,现在涨到了1.55万元/平方米。”

根据他的梳理,皇冠国际现价1.5万元/平方米的房源还不保证能看江,开发商已经开始捂盘惜售;和李嘉诚的楼盘做邻居的南滨特区现在开的2号楼靠近高压线,位置不如上期开的楼,价格反倒昂贵;而和黄御峰1月1日开的三期房源中,最抢手的小别墅早已售罄,现在只能等1月中旬开出靠近变电站的小高层。而据亲临现场的炒房客爆料,选购小别墅的那天人山人海,这对于见识过上海“日光盘”场面的人来说都极具冲击力。

记者还注意到,自从去年11月25日开始,在短短三周之内,水库论坛还涌现出三家异地购房的服务类公司,专门为上海炒房客到重庆买房提供装修监理、房租收租、贷款辅助等服务。

之所以如此不计成本地“打飞的”到重庆买房,与上海炒房资金在调控大背景下无处“泄洪”有关。“目前重庆的环境太宽松了,去年12月的政策是新房一套房首付两成,利率八五折,就算有过贷款记录,只要结清,首付也可以是三成,利率同样八五折,即使有贷款未结清,也可以享受三成首付,利率第二年就可以转成八五折,这在楼市‘去杠杆’的时代非常有吸引力。”周子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大多数人去重庆买房并不是对赌短期暴涨,但是重庆毫无疑问属于基本没泡沫的真空地带,下跌的空间很小,是资金避险的好去处。”

黄奇帆卸任成开启炒作时点?重庆政府出招应对“炒房”

重庆楼市突然“受宠”,恰好和原市长黄奇帆的离任时间大体吻合。外界不禁猜测,这是否与黄奇帆的卸任造成了严控房价政策松动的心理预期有关。

在黄奇帆的主导下,重庆市政府曾推出10年建4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的计划,大大增加住房供应类型,抑制部分投资性购房需求。黄奇帆还曾在两江新区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诺过,房价的增速应该控制在老百姓收入增速之下,使每个家庭6~7年能够买下一套房。

但就在去年12月30日,黄奇帆卸任重庆市市长当天,据称是由重庆市房地产商会起草的一份文件就开始在各大微信群和朋友圈传播,其内容包括向重庆市工商联建议,修改2002年以来重庆商品房销售以套内面积计价的地方政策,改以建筑面积计价,有分析认为,这是想通过在数字账面降低售价来获得更高的上涨空间。

不止一位炒房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重庆政府只要像其他城市那样抬高一级市场的地价,房价后续的上涨就是“板上钉钉”。而黄奇帆时代曾要求重庆土地价格不得超过房价的35%。

“要控制房价,首先要控制一级市场的地价,政府为开发商控制了成本,价格上升自然缺乏动力。”重庆市上海商会秘书长、从事房地产开发多年的韦根告诉记者。

就在人们纷纷猜测重庆楼市的这波热度如何收场,以及黄奇帆任职重庆期间推出的稳定房价的政策能否得到延续之时,重庆市政府已然出招调控楼市。

先是在2016年12月31日,重庆国土房管局在官网上公布近期工作重点,其中第一项工作便事关土地市场,提出“保持土地市场的有效供应”,此外两项工作分别为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以及继续做好房产税试点工作,发挥房产税对高房价和炒房的遏制作用。

2017年1月8日,重庆国土房管局下发《关于加强主城区商品房项目预售方案管理的通知》,主要针对房地产企业,要求其严格执行预售价格申报、申报价格审查和价格变更备案规定,严格规范销售行为。

1月12日,重庆国土房管局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房地产市场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新闻发言人披露,2017年1月1日至10日,重庆主城商品住房日均交易量较2016年12月日均交易量下降9%,商品住房建面均价7632元/平方米,与12月均价持平。

谈及有何措施应对“炒房”时,该新闻发言人透露了三项措施,包括严禁已购的预售商品住房转让;严格执行房产税改革试点有关规定,在重庆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三无”人员在重庆购第二套房要征收房产税;与金融机构联动,对“三无”人员在渝“炒房”不予办理贷款。此外,新闻发言人特别提及,“我们还储备了进一步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将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推出,以应对房地产市场出现的突发情况。”

就在12日当天,重庆13家金融机构联合发表声明,反对“炒房”。

重庆房价会涨吗?

曾是温州炒房团“毒药”

除了来自政府的“无形之手”,重庆“遗世独立”的房价走势还与其投资生态息息相关。“重庆房向来主要是出售给本地人,外地炒房团比例相对很小,移居重庆的外国人也相对少,所以房价由本地人收入作为支撑,限定了上涨的范围。”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向记者解释道。那么,此番获得炒房团垂青,房价的稳定之锚似乎也出现了一角缺口。

不过,记者梳理发现,更早些时候,著名的温州炒房团曾败走山城,也从侧面勾勒出这座山城楼市特殊的属性,给了其他蠢蠢欲动的资金前车之鉴。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连线了一位曾一度流连于重庆市场的温州炒房客林建人。2004年,手握热钱的温州商人曾将当时房价只有2000元/平方米的重庆定为目标,林建人也是其中一员。“当时觉得重庆是块处女地,解放碑、杨家坪这些商圈的高档楼盘都通盘下单,但没想到能够接盘的下家太少,最后只能在房交会上折价甩卖。”

沪上著名的房产投资客欧成效从2007年开始,累计飞赴重庆20次进行调研,他也总结认为,重庆二手房市场极不活跃,一二手房交易比例大约是2:1,“重庆有酸雨,外墙损坏较快,才建好几年的楼就显旧,这点和2001年的上海很像,传统意义上,上海被认为是全国二手房流通性最好的城市,甚至全球房地产交易金额最大的城市,上海每年成交金额1.4万亿元,一手和二手比例达到1:3。”

尽管二手房成交清淡,温州商人还是选择了在城乡统筹试验区获批、直辖十年双重利好的2007年杀回重庆。据蒲勇健介绍,历史上重庆房价一次较大涨幅可以追溯到这一年,当时由于城乡统筹试验区获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大量人口进城居住就业,刺激了需求市场。

但那一次,温州炒房团仍然铩羽而归。“重庆是一个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结构太分散,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中心,没有所谓绝对的内环,天然不利于炒作。”林建人对记者分析,比如北京虽然面积大,但城区面积只有1000平方公里,不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人口密度成为城区房价的支撑力,“而重庆以前是一个大农村,城区和大量农村是交织在一起的,城区面积是北京的4倍,上海的6倍,人口却只有它们的一半,土地供应并不稀缺。”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也认为,重庆房价短期内仍然是不可能暴涨的,归根到底在于供需关系难以快速改变,而从外部环境来看,目前全国楼市都在降温,重庆也难以一枝独秀。


为何自行车在中国消失又复活

如果我们回归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本质,那么,一切服务于民众需求的行为其实都可以算是政府职能的延续。面对新兴事物,政府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警惕、排斥或者戒备,而是应该迅速分析其优缺点,然后扬长避短地将其融入整个社会运作体系之中,满足民众需求。


领导和领导为啥不一样?

有些领导倒是真爱读书,有些领导则有些叶公好龙,而且爱读书的领导和不爱读书的领导确实不同。

西安中院执结3千万元民工工资 帮700人讨血汗钱

新华社西安1月25日电(记者陈晨)“拿到了工钱,这下可以安心回家过年了!”25日上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来自西安市灞桥区的农民工秦耀宁一脸笑容,开心地向记者展示刚刚拿到的工资。

25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陕西一家建筑劳务公司的50余名农民工代表现场发放了100万元工资,剩余2千余万执行款已交付给这家公司,很快将发到其余农民工手中。

据西安中院执行局工作人员介绍,陕西这家劳务公司组织700余名农民工为北京一家城建公司做劳务,后者拖欠3000余万元应付工资拒不支付。1月13日,西安中院受理此案,1月16日,查询系统反馈被执行人在北京有大额存款,当天下午,西安中院案件承办人即赶赴北京,次日划扣被执行人存款2127万余元。被执行人看到法院的执行力度后,放弃了“拖”的想法,主动与法院和申请执行人联系,履行了剩余款项。目前,3000余万元农民工工资已全部执行到位。


雾月十八帮我们理解美国政治

《雾月十八》提醒我们,特朗普的上台,完全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调适、或者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转换而已。

中央重磅文件出炉 农民将成为令人羡慕职业

过去十三年,党和国家都将6亿农村人口的福祉,放进了一年一度的“一号文件”,今年也不例外。

2月5日,2017年的“一号文件”正式与大家见面,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办主任唐仁健介绍,要用改革的办法来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要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唐仁健表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意见》指出,当前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唐仁健介绍道,新矛盾主要表现在:“农产品需求升级了,有效供给跟不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到了极限了,绿色生产跟不上;国外低价农产品进来了,国内竞争力跟不上;农民增收传统动力减弱了,新的动力跟不上。”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列举的一组数据最能说明情况:“2015年我们粮食缺口500亿斤,但却进口了2500亿斤,去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为1875.6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为460多亿美元。这是为什么?这表明我国的粮食供给存在结构问题,比如市场缺大豆,但我们增产的是玉米,这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原来我们是世界大豆产量第一、出口第一,现在我们是产量世界第四、进口量第一,什么原因呢?就是大豆这个产品我们的科技含量太低、效益差,于是就出现这种供求之间的不平衡。”

针对农业现有的弊病,《意见》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唐仁健指出,改革的核心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三大激活”——

激活市场。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等重要举措。

激活要素。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探索建立农业农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等重大政策举措。

激活主体。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和吸引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新等政策措施。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力点要定位在优化农业生产,加大力度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深化涉农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更多地依赖社会化服务发展来解决农业化学投入物滥用和过量使用难题,针对农业农村发展的突出瓶颈和限制因素设计新机制、实施新政策。”

将划定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意见》指出,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将进一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以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优势农产品布局规划为依托,科学合理划定稻谷、小麦、玉米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大豆、棉花、油菜籽、糖料蔗、天然橡胶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并对功能区和保护区内地块全部建档立册、上图入库,实现信息化精准化管理。

在此前中央农村工作会上,亦提出要立足比较优势,优化区域结构,重点建设好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设立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信息,对我国的大豆、蔗糖、棉花等重要农产品无疑是一项重大提振。

在进口大豆连年争夺城池的紧逼下,中国大豆产业节节败退。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统计数据,2015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和总产量进一步萎缩,大豆总产量降至1100万吨左右,创近22年新低。

大豆之外,棉花和糖料蔗也各有各的难处:棉花“三量齐减”,棉花产能、植棉意向、纺织用棉三者都在减少,而进口棉在国内长驱直入;糖料蔗,种植成本上升、种植面积下滑,“甜蜜事业”无奈面对收购价逐年下跌。

在建设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政策目标下,粮棉油糖等重要战略农产品将获得产区比较优势的发挥。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此前表示,“划定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要顺应区域产业转移、产业升级的大趋势,放眼今后10年甚至更长时期,突出生产条件、生产成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区,突出保护东北大豆、新疆棉花、长江流域油菜籽、广西和云南糖料蔗等重点产区,发挥比较优势。”

此外,今年的“一号文件”还有一个亮点举措。据唐仁健介绍,当前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乡村养老等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需求旺盛。因此,文件提出允许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采取入股、联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农业供给侧改革下的新机会

针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投资机会,广发证券日前发布研报指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本质体现为确保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去库存的基础之上推进农业现代化与规模化。

广发证券表示,农业供给侧改革短期任务表现在农产品去库存、改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当务之急是推动供求关系失衡最严重的玉米去库存;其制度基础表现在,农业产权制度改革,在土地制度改革推进的背景下加快土地流转;其中长期远景表现在农业现代化与规模化,推动高端农业机械、农业信息化、生物育种及新型化肥、农药等产业发展。短期而言,建议关注受益于玉米去库存及土地流转相关的主题投资机会。

长江证券2月3日也发布研报指出,进入农历新的一年,在国内脱虚向实,国际面临特朗普执政的不确定环境下,避开泡沫或许成为选股的首要考量因素,对于农业选股思路而言,安全边际是关键。

基于对安全边际的理解,长江证券认为,玉米产业链,橡胶行业在2017年满足行业景气向上的逻辑。长江证券认为,国家推出农业供给侧改革,2017年全国玉米种植面积或将出现大面积的减少,或导致产量大幅下降,加之鼓励燃料乙醇等深加工业,加之原油价格上涨预期,需求端亦有改善迹象。2017年玉米价格有望见底回升。


韩寒算什么直男癌晚期

韩寒的确有“直男癌”的倾向,这似乎无可否认。但比起历史三峡中的那些前辈,他真还算不上“直男癌晚期”。

国资委“退房令”推出近7年 多数央企仍未执行

原标题:推出近7年,多数央企仍未执行,国资委“退房令”虎头蛇尾?

央企退房令已经推出近7 年,但各地楼盘中依然不难寻觅央企的踪影。CFP央企退房令已经推出近7 年,但各地楼盘中依然不难寻觅央企的踪影。CFP

原本并不耀眼的房企“国家队”成为2016年楼市大放异彩的明星。

一直以来,除中海、保利、华润、远洋等老牌企业外,鲜少有地产央企真正跻身第一梯队阵营,但去年拿地支出前15名的房企中,由央企和国企组成的“国家队”占据8席,16个拿地总额超百亿的巨无霸项目中,有9家花落“国字头”。

从争抢“地王”,到竞相重组,房企“国家队”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在新一轮调控的“大冰期”中尽可能抢占市场高地。

许多人还能依稀回想起2010年国资委曾发布一纸公文,要求多数央企退出房地产业,当时被板子打中的央企多达78家。时近7年,央企并没有在楼市偃旗息鼓,反而似乎愈发活跃。

决策层多次要求央企退出竞争性行业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除了“退房令”以外,尽管鲜有具体谈及多数央企应退出房地产业的明确要求,但从多个文件中都可以找到决策层对于央企定位的态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有较大篇幅着墨于国企改革,其中明确提到国有资本应该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2014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宣布在所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开展“四项改革”试点,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等6家中央企业纳入首批试点,最亮眼的一项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进一步勾勒出国企改革的主线是“与民分利”。

2015年7月2日至8月30日,中央第一巡视组对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进行了专项巡视后,剑指“多家单位对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置若罔闻,项目开发禁而不止”的问题,被视为最严厉和直接的一次出手。

一年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对央企应该发力的方向细加定位,指出央企要在国防、能源、交通、粮食、信息、生态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实现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在重大基础设施、重要资源以及公共服务等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控制力明显增强;在重大装备、信息通信、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节能环保等行业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在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产业的带动力更加凸显。

这是中央对央企的定位。包括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在内的许多专家都在不同场合表示,在国企改革中,国企应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让、退足,其中包括房地产领域。

“退房令”沦为空文 仍有多数央企未执行

对于中央态度反应最敏感的是央企的“大管家”国资委。在2010年“两会”期间,央企一天造出三个“地王”引发舆论哗然,3月18日,国资委就力排众议,坚决抛出“退房令”,要求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清退房地产业务,只留下16家主业为地产的央企。

但当年看似风风火火的动作背后,一个“地雷”已然埋下:仅仅一年后,这个允许涉足房产业务的名单从16家增加到了21家,5家新获准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中就包含了在之后的2016年有较大扩张动作的鲁能集团。

名单的悄然扩容暗藏着国资委与央企的博弈,也预言了日后执行的艰难。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2012年以后就鲜有央企大规模清退的举动,只有零星的股权转让或协议出让项目出现。莫非清退行列中的央企与决策层打起了太极?

更重要的是,当时颁布“退房令”的初衷是为了响应中央的要求,为央企参与楼市泼冷水,而2016年6月楼市新一轮火爆启动至今,央企“分羹”的热情有增无减,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地王”概念,甚至被外界质疑和指责为房价大涨的推手。

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底,78家被要求“退房”的央企中,仅有不足20家央企履约退出。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以曾经在2013年率先出台明文要求 “退房”的南京为例,尽管当时就要求33家市属国企必须在2013年底全部退出房地产开发,但直到2016年,还有达来房地产开发、南京中北房地产开发、三金地产等国企现身土拍市场,角逐高价地。

中央的“雷霆震怒”似乎无法短期内根治这种痼疾。中央巡视组痛批航天科工后,虽然航天科工随后制定下发了《关于坚决落实巡视整改要求加快房地产业退出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下属单位在2016年9月30日前完成退出或转型,最终被同样有军工背景的央企保利地产接手,但如此雷厉风行的“退房”举动并没有成为广泛效仿的榜样,相反,许多“国家队”仍在加快高价拿地的步伐。

为何“大管家”政令难落地?

当下的现状难免令当初下达“退房令”的国资委显出几分尴尬的余味。

国资委一位内部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退房令’一直都在执行的,没有听说过终止,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复杂,比如说这些央企手里的地有些已经在开发,是不是停下来转让?退出房地产后的职工怎么安置?资产转让的价格怎么来确定?价格高了没人买,价格低了又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况且这里面还牵扯到很多方面的关系,所以执行就比较慢。”

在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主攻房地产事务的律师秦裕斌看来, “退房令”之所以7年未竟其功,根本原因在于这条“指令”本身的约束力极为有限,国资委在法理上的“软肋”,很可能为央企打擦边球留下灰色地带。

“严格来说,‘退房令’是2010年3月18日下午国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这条‘命令’不是以部门规章形式发出的,是否以规范性的红头文件形式发出不得而知,因此,它的强制性较弱。”秦裕斌对记者介绍说。

“目前法律位阶较高、较为重要的国有资产管理活动法律规范是《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其中规范了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的行政职能,是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国有资产,我们可以将这里的‘出资人’看成《公司法》中的股东,‘国家队’的股东是国家,国资委就是它的代言人。”

“央企、国企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事业应当经过股东大会的决议作出决定,国资委形同‘股东’,要将央企不从事房地产开发活动的意志变成企业的意志,法律本身不禁止,但要求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来实现,仅仅使用行政手段做出强制性规定的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秦裕斌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国资委真的能管得了国企吗

或许国资委颁布的“退房令”在法理上定位模糊,但即使“退房令”就此夭折,央企在地产界的大手笔动作依旧遭到了“口诛笔伐”。

同时,更多人呼吁能出台比“退房令”级别更高的“约束力”。

业内人士认为,在丰厚的利润回报面前,部分央企扎堆地王、并就此实现了做大做强。

“从市场经济主体的角度来看,央企有这种逐利行为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央企的特殊性在于它并不只是市场经济主体,还应该更多地承载宏观经济的命脉,应该在公共事业领域造福于民。因此,央企的经营行为不能单纯按市场规律而为,也应该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调控。”一位不愿具名的民营房地产老总对《中国经济周刊》直言。

更有分析人士指出,“退房令”收效甚微可能还映射出一个更现实、更复杂的生态圈,使得未来能否出现更严格的“法令”或者“指令”来约束央企在地产领域的扩张行为成为未知数。因为颁布“退房令”的国资委本身也是央企做大房地产业的相关者,这或许也是相关“命令”推行的障碍之一。

供职于某地方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分管国企招商的一位人士坦言,国资委自身也有业绩需求,“房地产业务是不少央企国企重要的利润来源之一,一旦‘退房令’全面生效,央企的业绩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利润也会大幅下降,出于业绩的考虑和政绩的需要,监管机构或许不大可能会逼迫非主业房地产的央企全部退出房地产业务。”


韩寒算什么直男癌晚期

韩寒的确有“直男癌”的倾向,这似乎无可否认。但比起历史三峡中的那些前辈,他真还算不上“直男癌晚期”。

肖天被揭发受贿细节:商人花38万为其前妻买墓地

公诉机关内乡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沈利红,女,1963年7月31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2006年3月至今任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副司级),2009年至今兼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住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因涉嫌受贿罪,于2015年4月21日被南阳市人民检察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5年9月29日被内乡县公安局执行逮捕。2016年9月20日被内乡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婧,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内乡县人民检察院以内检刑诉(2016)15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沈利红犯受贿罪,于2016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内乡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保才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沈利红及其辩护人李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内乡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1、江苏籍运动员仲满于2005年至2008年作为国家击剑队男子佩剑运动员在北京老山集训,仲满在2008年奥运会上获得男子佩剑个人冠军。南京体育学院感谢被告人沈利红对仲满在北京老山集训时予以培养和对南京体育学院工作的支持,于2008年11月底的一天,安排时任南京体育学院击剑系主任罗某、击剑队领队徐某送给沈利红30000元人民币。

2、北京华夏富邦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1为了使华夏新国际体育娱乐(北京)有限公司(由华夏富邦公司控股)申办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事宜能够及时得到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审批,于2013年9月底10月初送给被告人沈利红卡地亚手表一块。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该卡地亚手表的国内市场价格为80500元。

以上,被告人沈利红收受他人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10500元。

对此,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沈利红的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请求予以惩处。

被告人沈利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被告人辩护人辩称,其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罪名不持异议。其辩解,沈利红收受南京体育学院30000元,主观上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仅仅想到”有先例可循,获奖人员众多”等因素,而忽略和模糊了违纪和违法的界限。收受张某1手表,其简单认为自己和张某1系亲戚关系,张某1送给自己女儿一块手表属于一般馈赠。沈利红在本案中具有投案自首和立功的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应当从轻处罚。沈利红已经全部退缴赃款,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经依法审理查明:

北京华夏富邦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1为了使华夏新国际体育娱乐(北京)有限公司(由华夏富邦公司控股)申办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事宜能够及时得到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审批,于2013年9月底10月初送给被告人沈利红卡地亚手表一块。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该卡地亚手表的国内市场价格为80500元。

以上,被告人沈利红收受他人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80500元。

另查明,被告人沈利红在案件排查过程中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视为自首。到案后主动揭发他人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其行为构成立功。

上述事实由经当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沈利红涉嫌收张某1生价值80500元卡地亚手表的证据。

1、书证。

(1)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马术部关于签署《FEI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补充合作协议》的请示(附件原合作协议、补充合作协议)。(见侦查卷二第8092页)

证明:2011年1月31日,击剑中心和华夏博睿国际体育文化(北京)有限公司签署了《FEI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上商业开发及赛事运营合作协议》。该协议有效期到2015年。因华夏博睿国际体育文化(北京)有限公司更名为华夏新国际体育娱乐(北京)有限公司,同时按照国家体育总局要求,原合作协议中甲方主体由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变更为中国马术协会。经双方协商通过补充协议予以确认。补充协议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合作主体的变更,合同时间调整(调整为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等,2014年12月,击剑中心马术部将补充协议草拟稿报击剑中心沈利红等人签批。

(2)FEI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补充合作协议。(见侦查卷二第9396页)

证明:2015年1月19日,中国马术协会与华夏新国际体育娱乐(北京)有限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对原合同主体、合同时间等事项进行了调整。双方约定在原合同期限到期后,将由乙方继续承办该项赛事,赛事承办期为五年,补充协议届满后,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办权。

(3)中国马术协会与华夏新国际体育娱乐(北京)有限公司就补充协议内容的沟通情况的往来邮件。(见侦查卷二第111129页)

(4)关于同意举办FEI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的函。(见侦查卷二第110页)

证明中国马术协会每年批复同意华夏新国际体育娱乐(北京)有限公司(华夏博睿体育文化北京有限公司)在2011年至2015年举办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的事实。

(5)南阳市人民检察院的情况说明1份,(见侦查卷二第38页)

证明内容:沈利红涉嫌受贿犯罪一案,系中纪委交办案件,中纪委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对CARTER(卡地亚)瑞士原装腕表一块价格进行认定,其认定价格为80500元人民币。

2、证人证言。

(1)证张某1生证言。(见侦查卷二第5662页)

华夏富邦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股份制民营企业,我占51%股份。华夏新国际(北京)体育娱乐有限公司由华夏富邦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80%的股份,中国华体集团占20%股份(中国华体集团属于国有公司)。我在华夏新国际(北京)体育娱乐有限公司没有任什么职务。

2007年左右我和沈利红的女儿在骑马场认识了,随后沈利红也就通过骑马认识了,再后来我办京城马汇,举办各项国际马术赛事和沈利红关系就比较深入了。在京城马汇报批期间,沈利红也帮了我不少忙,一直参加我的赛事。2013年4月份,我陪沈利红、田桦、李年喜等国家体育总局的人到瑞典参加国际马术总决赛,在途径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停留期间,我们在巴黎逛街,我在一个卡地亚手表专卖店刷卡购买了一块卡地亚手表。标价是8、9千欧元,刷卡小票也是显示8、9千欧元,当时给我手机上发短信显示折合人民币6万元左右,结算具体数额记不清了。这块手表在德国海关退了17%的税,退还我现钞1000多欧元,这块手表实际上我花了5万元左右。

2013年9月28日至10月7日,马术世界杯第三站赛事在北京朝阳公园举行,赛事期间的一天下午,在北京朝阳公园停车场,我给沈利红一个京城马汇蔬菜基地种植的7、8种新鲜蔬菜,并把我在法国巴黎购买的这块卡地亚手表一起放在蔬菜盒里,这盒蔬菜我放在沈利红开车的后备箱里。事后,我给沈利红打电话说:大姐,蔬菜盒里放了一块手表,给我干女儿(沈利红女儿叫刘梓珊)的礼物。沈利红说:孩子小,不用送什么东西。我说不是送给她的,是送给小孩的。

2010年,华夏新国际(北京)体育娱乐有限公司向国际马联申办了在中国举办的国际马术世界杯赛事,与国际马联签订了5年赛事协议,赛事在中国举办,每年都需要中国马协审批,如果赛事审批时间晚了,就会给我们京城马会造成很大损失,同时2013年10月我们京城马汇要向国际马联签订下一个十年期举办协议,需要中国马协审批,由于沈利红迟迟不肯审批,所以我送沈利红这块卡地亚手表,和她搞好关系,希望赛事能及时得到她审批。

(2)证刘某斌证言。(见侦查卷第6567页),

主要证明2013年底与沈利红张某1生等人到瑞丹参加马术世界杯赛,途径巴黎转机时,在卡地亚手表专卖店内自己购买过一块卡地亚表,同时也看张某1生也在看表张某1生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个纸袋。

3、被告人沈利红的供述

2013年10月初,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第三站马术世界杯比赛期间的一天下午,在朝阳公园停车场张某1生从他奔驰车里拿了一盒标有京城马汇字样的纸盒,放在我开的迈腾车后备箱里。他说是一些蔬菜,里面装的是什么菜我看不到。回家后,我发现除了几种蔬菜外,蔬菜上面还有一块卡地亚纸袋包装的卡地亚女式手表,就张某1生打电话要把表退给他张某1生说这表是送给他干女儿(我女儿叫刘梓珊)的礼物,不是送给我的。我说孩子不需要,但他说表是在国外买的,不贵,没多少钱,后来我也没退,一直放在家里。

生是2011年或者2012年认我女儿做干女儿的,我们往来不多,我女儿有时跟他一块骑马。华夏新国际公司张某1生投资的,这个公司从2009年开始承办马术赛事,马术世界杯比赛的承办期为2009年至2016年,每年举办三站,每次都需要中国马协领导出席。我是2012年开始分管马术项目,由于我们是赛事的主办方,他是承办方,参加我们主办的马术赛事活动是我工作内容之一。

4、鉴定意见。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文件。(见侦查卷第3948页)

证明:经中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委托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对涉案卡地亚手表进行鉴定:其在基准日全新状态下的国内市场价格为80500元,认定基准日为2013年1月。

(2)中国商业联合会钟表眼镜商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验报告。(见侦查卷二第4953页)

综合证据

(1)沈利红的户籍证明。(见侦查卷二第170页)

(2)国家体育总局文件、干部履历表。(见侦查卷二第171187页)

证明沈利红在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中国马术协会的任职情况。

犯罪情节事实的证据

内乡县人民检察院发、破案报告

证实被告人沈利红有投案自首和立功情节。

该发破案报告中载明:2015年4月21日,犯罪嫌疑人沈利红到案后,按照中纪委的指示,沈利红检举揭发了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涉嫌受贿的犯罪线索,为中纪委查办肖天案件提供了详细确实的线索。后在办案人员的耐心教育下,主动供述了自己涉嫌受贿的犯罪事实,对其涉嫌受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沈利红到案后有自首、立功等影响量刑的犯罪情节。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对肖天的立案决定书。

南阳市人民检察院的情况说明。证实认定肖天的受贿犯罪事实。

证明内容如下:2015年9月23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原国家体育局副局长肖天涉嫌受贿一案立案侦查。侦查和起诉认定的肖天的犯罪事实中包括以下内容:2008年刘淑丽的公司为肖天的前妻购买墓地支付人民币38万元;2011年至2013年,李全洪为肖天装修房屋花费人民币29.3186万元;2012年上半年收受辽宁博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华红红木家具一套,价值人民币17.6万元;2012年底,李全洪为肖天支付私人修车款人民币7.0732万元。

内乡县人民检察院情况说明

证实内容:2015年4月21日,犯罪嫌疑人沈利红到案后,主动供述了检察机关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沈利红的行为视为自首。

被告人沈利红对肖天犯罪事实的揭发材料

被告人沈利红亲笔书写,揭发肖天受贿材料四份:2008年刘淑丽的公司为肖天的前妻购买墓地支付人民币38万元;2011年至2013年,李全洪为肖天装修房屋花费人民币29.3186万元;2012年上半年收受辽宁博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华红红木家具一套,价值人民币17.6万元;2012年底,李全洪为肖天支付私人修车款人民币7.0732万元。

上述证据,客观真实,来源途径合法,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无异议,并能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证明被告人受贿的犯罪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关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沈利红涉嫌收受南京市体育学院30000万元贿赂款的事实,庭审查明证据如下:

1。书证。

(1)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证明1份。(见侦查卷二第154页)

证明江苏籍运动员仲满(南京体育学院)于2005年至2008年作为国家击剑队男子佩剑运动员在北京老山集训,仲满于2008年奥运会上获得男子佩剑个人冠军。

(2)江苏省体育局关于印发《江苏省运动员教练员参加第29届奥运会奖励办法》的通知(苏体经[2008]75号)(见侦查卷二第156159页)

证明:该奖励办法规定的奖励范围包括江苏省参加奥运会并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教练员、科研医务人员及后勤管理干部、培养和输送单位等。对输送单位的奖励办法为:输送单位按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人数和相应标准予以奖励,金牌标准15万元、银牌标准5万元、铜牌标准3万元,输送单位的奖励主要用于作出贡献的相关人员,其中给予基层启蒙输送教练的奖励不低于30%。

(3)南京体育学院2008年12月20日记账凭证(附击剑队奥运会奖金报销表)。(见侦查卷二第162164页)

证明:南京体育学院经院张某2雄签批同意,向沈利红等13人发放奖金366662元,其中向沈利红发放奥运会奖金3万元,该笔支出计入南京体育学院2008年第675号记账凭证。

(4)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情况说明。(见补充材料)

证明:沈利红于2006年3月至今担任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主要分管财务、经营部、马术部等部门。沈利红大约于2009年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任至2014年,主要负责马术项目竞赛、训练、培训等相关事宜。

(5)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体党字(2004)18号文件,关于严格禁止、从重处理赠送和收受”红包”、礼金行为的通知。(见补充材料)

证明:该通知规定:地方各级体育部门和有关单位对本地区、本单位在国家队担任教练员、科研工作和医疗工作的人员外,一律不得以感谢费、过节费、代训费、劳务费、奖金等各种名义向国家体育总局机关、各运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和国家对其他教练员和科研人员赠送”红包”、礼金。国家体育总局机关、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和国家队教练员、科研人员,一律不得收受”红包”、礼金。对因各种原因拒绝不掉而收受的,必须在一个月内向所在单位报告并上缴单位财务部门。收受不按照规定报告和上缴的,一经查实,;一律按顶风违纪严肃处理,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证人证言。

(1)证张某2雄证言。(见侦查卷二第132136页),

2008年,江苏籍运动员仲满获得北京奥运会击剑金牌,因为仲满是南京体育学院的运动员,江苏省政府给南京体育学院拨了一笔奖金,用于奖励仲满的教练员和体育总局、江苏省体育局的相关人员。在2015年夏天,中纪委到南京体育学院查账时,拿了一部分书证让我辨认和解释,其中有一张南京体育学院财务处提供的仲满获得奥运金牌的奖金发放清单,清单上有沈利红的名字,上边写着给沈利红发放的奖金是30000元,经手人是南京体育学院击剑系击剑队领罗某亭、主徐某萍,看到这个清单以后,我才知道因为仲满获得奥运会冠军,南京体育学院给沈利红送了30000元奖金,当时因为奥运会发放奖金时,发放奖金的人比较多,我在签字入账时也没具体看那么清楚。当时给国家体育总局相关人员送奖金时,罗某亭徐某萍具体经办的。

江苏省政府和江苏省体育局当时下发有文件,奖励对奥运会有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人员,文件上明确有运动员和教练员奖励的金额,对于相关人员的奖励只是有规定,体育学院根据相关情况再进行分配。按照我们平时的做法,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的主任、副主任及相关工作人员都属于获得奖励的人员,沈利红是击剑中心的副主任,也属于获得奖励的人员。

(2)证罗某亭证言。(见侦查卷二第139144页),

2008年,江苏籍击剑运动员仲满获得北京奥运会金牌,因为仲满是南京体育学院击剑队的运动员,江苏省政府给南京体育学院拨了一笔奖金,用于奖励相关人员,在这笔奖金到位后,我和南京体育学院击剑系的主徐某萍在一起商量如何分配这笔奖金,除了奖励仲满、仲满的教练员以及相关运动员外,还有一部分奖金是用于奖励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最后我徐某萍拟定了一个奖励国家体育总局相关人员的名单和数额,其中沈利红的奖金是30000元,经过南京体育学院时任院张某2雄的同意签字批准,我在南京体育学院财务上把这笔钱取出来,在2008年11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徐某萍一起来到沈利红的办公室,当时沈利红一个人在办公室徐某萍拿出来事先准备好装有30000元的信封放在沈利红的办公桌上,沈利红推辞了一下说不要徐某萍放下信封后,我们两个就离开沈利红办公室走了。

沈利红属于不属于应该获得奖励的范围我也不是很清楚,当时我徐某萍张某2雄汇报关于奖金分配问题时,提到过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奖金问题张某2雄院长批准同意给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相关人员奖励,包括中心的主任、副主任和击剑工作方面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有。南京体育学院对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在奖金的分配方面也没有具体的标准,我徐某萍根据工作联系的程度定的,和我们击剑工作方面联系多的多给点奖金,工作联系少的就少点,但是奖金的多少都是经张某2雄院长同意批准的。奖金发放表上除了沈利红是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的副主任以外,其余的是击剑中心的队医、科研以及相关人员。奖金发放表的名单是我徐某萍我们两个在一起商量定的,因为经常和体育总局击剑中心的工作人员打交道,所以也知道体育总局相关人员的名字。沈利红当时是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主管财务的副主任,我们之间也有工作联系,但不是很多。南京体育学院送给沈利红30000元后,沈利红对南京体育学院没有啥特殊支持。

(3)证徐某萍证言。(见侦查卷二第147153页),

2008年,江苏籍击剑运动员仲满获得北京奥运会金牌,因为仲满是南京体育学院击剑队的运动员,江苏省政府给南京体育学院拨了一笔奖金,用于奖励相关工作人员。在2008年11月份,这笔奖金到位后,我和南京体育学院击剑队的领罗某亭一起商量如何分配这笔奖金,除了奖励仲满、仲满的教练员以及相关运动员外,还有一部分奖金是用于奖励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之后我罗某亭一起到南京体育学院院张某2雄的办公室,请示如何分配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工作人员的奖金数额,张某2雄院长的办公室张某2雄罗某亭和我三个人在一起拟定了一个奖励国家体育总局相关人员的名单和数额,其中沈利红的奖金是30000元,经过南京体育学院院张某2雄的同意签字批准罗某亭到南京体育学院财务上把这笔钱取出来,之后我罗某亭两个人带着这笔钱又一起到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在2008年11月底或者是12月初的一天下午,我罗某亭一起来到沈利红的办公室,当时沈利红一个人在办公室,我拿出来事先准备好装有30000元人民币的信封放在沈利红的办公桌上,说:沈主任,仲满今年得了奥运会金牌,大家都很高兴,江苏省政府拿出来一笔资金专门用于奖励有关人员,这是给你个人的奖金。沈利红推辞了一下说不要,我放下信封后,我们两个就离开沈利红办公室走了。

沈利红属于不属于应该获得奖励的范围我也说不清楚,当时我罗某亭张某2雄院长请示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奖金问题时张某2雄院长批准同意给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相关人员奖励,包括中心的主任、副主任和击剑工作方面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有。给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人员发放奥运会奖金这个事,其他体育项目都是这样做的,得到奥运会冠军大家都高兴,加上省政府给有这样一笔钱,只要是对我们工作有帮助和支持的人员,我们都要表示感谢,给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人员发放奖金,感谢对我们地方工作的支持。在说到给沈利红发放奖金这个事时,我忘记张某2雄院长还罗某亭说:沈利红现在是主管财务的副主任,我们学院很多队员都在国家队集训,在有关财务报销问题上,还需要沈利红的支持,这次正好有这个奖金,给沈利红也发点。当时这个建议提出来以后,我们三个人都表示同意,所以这次仲满奥运会金牌奖励时,给沈利红也发了30000元奖金。

奖金发放表上除了沈利红是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的副主任以外,其余的是击剑中心的相关人员。这些人具体是作什么工作的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和击剑工作都有关系。

因为沈利红是国家体育总局击剑中心主管财务的副主任,在我们体育学院运动员到国家队训练时,有很多财务上面的工作需要沈利红支持,但是具体有哪些财务工作我不是很清楚,所以这次趁着仲满得奥运会金牌给有关人员发放奖金这个事,给沈利红也发30000元奖金,主要还是想让沈利红多支持我们工作。沈利红和南京体育学院击剑队之间也有工作联系,但不是很多,她是主管财务的副主任,除了财务上有联系外,别的应该没有联系。南京体育学院送给沈利红30000元后,沈利红对南京体育学院是否有啥特殊支持我不清楚。

3。被告人沈利红的供述(见侦查卷二第18页)

2008年江苏击剑队男子佩剑队员仲满获得奥运会个人冠军,事后南京体育学院为了答谢中心对仲满的培养,派人到中心对班子成员和有关人员进行奖励。2008年11月底的一天下午,南京体育学院一男一女到我办公室,说是感谢中心对仲满的培养,那个男的对我说:江苏体育局批给南京体育学院一笔钱,对中心班子成员和有关人员进行奖励,紧接着那个女的拿出一个信封放我办公桌上,说是奖金。看到信封后,我说:心意我领了,钱不能收。但他们比较执着,说组织上批的钱,中心其他人员都有,我就收下了。我认为这30000元我可以拿,奖励资金打到中心账户上,由中心根据对仲满获得奥运会冠军贡献大小,对中心人员进行奖励,这是惯例,国家除了给获奖人员奖励外,也给其他有功人员进行奖励。这30000元我用于我的家庭开支了。

本院认为,该笔款项属江苏省政府请示国家体育总局后发给国家体育总局各位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奖金和补贴,发放的奖金不仅涉及被告人沈利红,涉及所有参加培训仲满击剑运动的所有工作人员。虽然发放该奖金不符合体育总局的文件精神,但该行为系违纪行为,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受贿,因此对公诉机关的该笔指控,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被告人沈利红在任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内乡县人民检察院指控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被告人在案件排查过程中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其行为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鉴于被告人到案后主动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其行为构成立功,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鉴于被告人案发后主动退缴赃款赃物,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本院为打击犯罪,依法保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不收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经本院审委会研究,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沈利红犯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

二、被告人沈利红违法所得的卡地亚手表依法予以追缴,由收缴单位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程振华

审判员 房剑立

审判员 张 珂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锡锋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特朗普上任两周签8条行政命令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1条线索牵出11名贪官 1人被承诺好处费2500万元

原标题:检察官说 从一条线索中挖出11名官员受贿串案]

2015年3月,我院参与初查一起匿名举报线索,线索反映潘某在购买长沙市市场服务中心所属桥东药材市场时,存在低价购进后立即高价卖出的情况,可能与该中心主任李某存在行受贿和共同贪污的问题。初查进展不顺,专案组决定由我作为此案的承办人,重新选定突破口。

一是扩大收集信息资料的范围。除了初查阶段通常采用的查银行、查房产、查通信记录等一般做法,我还重点调查和收集两个方面的信息。于人,查潘某的人际关系网,从潘某的家人扩大到他的朋友、股东、合作伙伴、公司骨干、是否有“情人”等;于事,查潘某的工作生活痕迹。从潘某的性格、财产一直扩大到炒房、置业、控股或代持的公司、开发的重大工程项目、出入境等情况。随着初查范围的扩大,初查成果逐渐显现。

二是苦心钻研房地产行业知识和特点。对潘某行贿案的侦查方向定在房地产开发后,我便苦心钻研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本地区印发的政策文件,四处奔走于本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业咨询公司了解招标、投标、评标的过程、房地产开发的流程和涉及的环节,做到对房地产开发有关的法律政策和“容积率、生地、熟地”等行业术语,甚至是行业“潜规则”等了然于胸,争取主动性,也为下一步侦办提供思路。

三是准确抓问题关键环节。针对房地产开发的行业特点及我对潘某开发项目的深入讯问,我分析其问题主要出在从该中心获得项目和资金、国土手续办理、规划容积率调整、征地拆迁补偿、银行贷款等方面。围绕这几个关键环节和关键点,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审讯、外调取证工作。该案启动后,马上形成一个个办案高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

四是巧妙布局促审讯突破。一方面,采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巧妙示证,让其看到我们调查的全面和细致;另一方面,发挥几个嫌疑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利用矛盾,制造错觉,让其主动对号入座。我利用潘某与股东陈某因利益分配问题产生矛盾后分道扬镳的信息,对潘某、陈某采取交叉传唤的方式,瓦解攻守同盟,促使两人交代问题,并互相揭发。

经侦查查明,潘某、陈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长期围猎党政干部,涉及人员多,涉及时间长,涉及行业范围广,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之后,我们还将潘某实际控制的湖南恒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股东陈某、财务主管朱某均以单位行贿罪补充立案,深挖出受贿犯罪线索共计20条,其中处级干部4人,科级干部7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其中,潘某为了获得长沙市市场服务中心原主任李某的帮助,承诺的好处费高达2500万元,已兑现输送的贿赂也多达562万元。这也是我院建院以来办理的第一起单个行贿人对单个受贿人输送利益的最大金额行贿案件。

2016年8月,法院以潘某、陈某犯单位行贿罪,一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和一年零二个月。

(黄石系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一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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